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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序号是报名者上网打印准考证和后期成绩查询的关键字符，务必牢记。资格审查结果公布于广西警察学院官网，不进行个别通知，请应聘人员于报名时间结束后自行查询。治多县人社局、公安局根据职位需求，按照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定进入体检人员，成绩并列考生以公安基础知识考试成绩为高者优先进入。
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本次招聘工作的始终，在任何环节发现考生所提供的材料有弄虚作假情况，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13、其他不适宜从事警务辅助工作的。
(2)文员要求：女性，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专业为新闻传播学类、艺术类等相关专业)，宁夏户籍，年龄在18-30周岁(1993年2月1日-2005年2月1日之间出生)，(退伍军人或具有2年及以上消防部门工作经历优先招聘)。4、咨询电话(工作日9:30-16:30)市消防救援支队：029-86750018报名结束后(资格审核结束前)，应聘人员可查询审核状态，但不能修改任何报名信息。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招聘原则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采取公开报名、统一考试、择优招聘。5、现场报名需提供以下材料：(1)填写好并彩色打印的《报名表》;(2)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1份(首页及本人页复印);(3)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身份证正、反面复印至一张纸上);(4)高中及中专以上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还应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登录学信网首页点击学历查询获取)1份，在国(境)外取得学历的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以及岗位资格要求其他报名条件所需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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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本土影片《远山花开》又得大奖了！
10月28日，第二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颁奖盛典在中国香港举行。在参展的685部影片中，《远山花开》脱颖而出，其剧本创作以润物无声的笔触、细腻清新的叙事方式，最终为影片赢得本届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著名导演、编剧果靖霖向陕西作家、本片编剧王洁颁奖。
“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是经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相关部门批准，每年举办一届的世界电影主题盛典。展现新时代，新类型，新力量的主题佳品。
电影《远山花开》
电影《远山花开》由陕西省作家协会担任指导单位，贾平凹主席专门为影片题写了片名，改编自陕西青年作家王洁创作的长篇小说《花开有声》，影片列入陕西省2022年重大文化精品项目。2023年6月9日在全国上映后，掀起了观影热潮。本片以苏陕协作为叙事背景，讲述了来自江苏南京的支教老师刘晓慧和陕西偏僻山村李家坝村一群留守儿童之间的爱与救赎的故事。其叙事风格清新温暖，以润物无声的语气、原生态的质感画面，把苏陕协作的恢宏诗卷徐徐展开；用孩童的视角，把东西部城市牵手同舟共进的身边事娓娓道来。
影片成功的基础之一就是剧本，作为原著作者和影片编剧，王洁坚持剧本创作的扎实与真实，并邀请青年编剧马秀华做助力，共同下基层采访。从陕北、关中，到陕南，他们走访了多个点位，严格筛选原著中的情节与人物，进行再创作，严守所述主题的时代性、故事的真实性、人物的生动性、情节的辗转性。
为了立好一个人物，编剧组采访了南京支教而来的20多位老师，从他们的生活体验，教学观察，相处模式作了全程性的海量采访。电影中刘晓慧上农村旱厕的含蓄表达，校长时土时洋的醋溜“陕普”，孩子们接龙式的英语教学……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小细节，均来自编剧组深刻扎实的跟踪采访。
王洁：强烈的创作使命感，让我必须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2018年我开始创作原著小说《花开有声》，电影剧本改编是2020年，但其实这种创作冲动始于更早，甚至是从小到大、与生俱来的。因为我就在农村出生，这方精神田园、文化田园、生活田园，一直培育、熏陶和影响着我。可以说，这种浓浓的乡土情结，就是我个人精神图腾的一部分。2009年，缘分使然，我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农村留守儿童，十多年间，我和这些孩子产生过多次深层次的交流。在此期间，我了解到了苏陕协作的故事，特别是支教老师和这些孩子们之间的深厚感情，令我有了一种创作的使命感，让我必须把他们的故事讲述出来，让更多人关注到这方田园里生长出来的青苗，为时代振臂挥毫。
获奖盘点
《远山花开》编剧创作谈
我也曾是留守儿童
这部电影我已看了几十次了，但是今天的感受和其他时候不一样，今天有一种跟“娘家人”在一起的感受。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娘家”就是省作协，所以今天观影时的感受与之前完全不一样，有种交作业的感觉。
18岁那年，我通过考大学，从农村来到了西安，因为我从小跟着奶奶在乡下长大，我爷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去世了。小时候没有可以玩儿的玩具，我就写作文、看书，由此慢慢喜欢上了写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唐都医院，待了好多年。这期间我一直坚持写作，但是从来都没有发表过。创作与留守儿童有关的作品，和我自身的经历有关。2009年我的奶奶去世，她给我留下了仅有的1800块钱，让我捐赠。我不知道捐哪儿，并且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生活还不是特别好。后来我跟着一个公益团队来到了永寿县，从此开启了我资助留守儿童的道路。从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时间，我资助了上百名留守儿童，一直到他们上大学，甚至有些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我也在帮他们联系，直到现在也跟他们保持着联络。
紧紧抱着他俩
我给大家简短地讲两个小故事，这有关于我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第一个小故事，是2009年我第一次去永寿县的时候。当时我在做一个公益活动，那是11月底，雪特别厚。车走到半山腰时，遇到了个小姑娘，后来知道她9岁，实际上看起来会更小一些，很弱小。小姑娘穿着单薄的衣服和拖鞋，衣服脏得连颜色都分辨不出来。我就问她：“小姑娘你站这儿干嘛？”她不说话，两手紧紧地攥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我掏出来一看，是一个说明书，我就问她：“这是什么？”她还是不说话。而后她突然开口了，把说明书背了一遍，正反面都背了一遍。我当时特别震惊，说明书里有的字我都不认识。我问她几岁了？她也不说话，旁边有一个放羊的人告诉我，她奶奶在上面。我把她抱到车上，她一直发抖。把她送到家后，我问她奶奶：“她妈妈呢？”她奶奶就哭，把我拉到旁边，告诉我说：“她妈妈在务工的时候从架板上坠亡了。”我问：“孩子不知道吗？”奶奶告诉我，她妈妈死的时候孩子才几个月，后来我们就一直骗她，说你把这个书背过了，妈妈就回来了。他们那里很闭塞，孩子没有书。2009年的时候，孩子在路边捡了一个游客留下的说明书，她认为这就是书。她的姐姐13岁，姐姐帮她查字典，她死记硬背，把这说明书背过了。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一直不说话，见到人就背书、站到山边就背书，她认为把书背完，妈妈就回来了。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我认识一个两岁的孩子，姓柳，他养母智障，他的哥哥23岁，也是智障。爸爸跟人跑了，孩子一个人生活，从来不说话，连哭都不会。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把大小便往嘴里塞，特别脏，我把他抱出去洗了个澡。后来，我每个礼拜都开车三个小时往永寿县跑，经常给这个孩子买玩具，陪着孩子玩儿。他每次都让我抱，可就是不说话。后来我坚持每年冬天去一次，因为我就觉着，一年四季里冬天是最难扛的。当地2018年已经脱贫了，各方面都非常好。我最后一次去是2019年，那时他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见到我后，他让我抱，还是不说话。那天下着雪，雪很大，积雪也很厚，我知道那天可能是最后一次去看他，就开了一辆商务车，拉了好多东西，我恨不得把他这一生要用的东西都给他，我还给他办了一张教育基金卡。临走的时候我叮嘱司机开快点儿，因为我不想让孩子难过。但是孩子不知道我是最后一次去，村子里的积雪特别多，我给司机说你赶紧拐弯，赶紧找个弯就拐，不要让孩子在后面跟着，冷得很。司机使劲开，孩子在后面一直追，猛追，可能真的有某种感应吧。司机刚一转弯，孩子啪一声摔倒了，使劲儿哭，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哭。我给坐在窗户边的女孩说：“你把窗玻璃摇下去，”让司机把车停下。那个孩子顾不上疼，过来把头探进来，说了一句话：“阿姨，我会记得你的，我会想你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孩子说话。
为拍电影的奔波
我回到西安后，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们这部影片的总策划张小可老师，他曾是电影《白鹿原》的总出品人。当我把这两段故事讲给他听的时候，他也深受感动，当即表示要将它拍成电影。当真正下定决心要改编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寻找导演。我们找了好多导演，但都被拒绝了，说这样的题材太多了，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更没有人会去看，认为这是个人情怀，是作家思维，不建议改编这样的题材。我后来问张小可老师该怎么办，他说没事儿，我认为可以找到。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导演，也不敢找大导演，就找小导演，甚至找电影学院导演专业的在校学生，但还是没有人愿意接。我们就继续找，最终遇到了现在的导演刘全玮老师，我们刚听到的影片片尾曲也是导演突发灵感创作的。这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本身就是学导演专业的，北漂的时候在地下室住了很多年。他说我接，我不要钱，我来拍。于是我们就一起合作。后来找编剧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依然找了好多人，还是被一一拒绝。
为什么这部影片我会挂名编剧？真的是硬把我推到这个位置。我曾找到好多编剧跟他们请教，但是大家都给我泼冷水，让我不要写了，说这个题材不好改。我们的编剧还有另外一位老师，认识她之后，我就拉着她一起，边学边改。后来我给张小可老师说，那我就自己当编剧吧，因为我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我自己完全可以写出来。最终，我用了45天的时间，打磨了十多遍后，创作完成了剧本。
我想对“娘家”说
最后我想说，其实我最大的心理压力来自省作协的期盼。小说《花开有声》作品出来的时候，省作协就给了我很大的认可和鼓励，最让我感动的是省作协作为指导单位，我的心一下子就放下了，这样的话我就有了后盾。在后来整个的剧本创作中，每走一步路、我们片子每一次的进展，省作协都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很大的指导。
为什么影片中支教老师来自南京？我们曾在选景的时候，走访了三十多个地方，从陕北到关中到陕南再到商洛，最后选择镇安县为拍摄地。在走访过程中，我遇到了南京的一位刘姓支教老师。商洛是六县一区，有很多从南京来的挂职干部，从他口中我听到了一组数字，自1989年到现在，南京总共给商洛地区输送了支教老师249名，年龄大都在二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八九岁，但没有一个老师退缩过，他们都在商洛坚持下来了。甚至有一位支教女教师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我和剧组人员都被深深地震惊到了。我就想着，应该把这些感动人心的事迹写出来，并且一定要把它搬上荧幕。作为省作协会员，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拍摄这样一部意义深远的影片。谢谢大家！
